67岁生女是奇迹，众叛亲离，74岁还要为奶粉钱拼命，才是生活的真相。
想当初，黄维平自信的说，俩口子工资加起来一万多，能够养小天锡。大家告诉他现在养孩子和以前不一样了，要谨慎。
老黄两口子觉得这都不是问题，他们只要不给孩子报那么多补习班不就行了，养个孩子有多难。结果人算不如天算。
妻子因为高龄产子拖垮了身体，老黄七十多岁的老人要伺候一老一小，儿女们表面上不说什么，不出钱也不出力。
老黄现在后悔了吗？当时妻子怀孕的时候，他们给孩子取名天赐，觉得这是上天给的礼物。可他们已经成年的儿女，想不通，也无法接受。
黄维平当初以为，血脉这东西，总能把裂痕慢慢糊上。他太天真了。妻子剖腹产那天，产房外冷冷清清，只有他一个老头子来回踱步。
之后的月子，更是他一个人的兵荒马乱。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，学着冲奶、换尿布、拍嗝，根本不舍得请月嫂。
他发现，70岁带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，和他年轻的时候带孩子根本是两回事。前者是辛苦，后者是玩命。
就算老黄很节省，钱还是流水一般的花了出去。小天赐半夜一哭，老两口就轮流抱在怀里哄，熬到血压往上蹿，也不敢闭眼。
等女儿会走路了，更是他噩梦的开始。小家伙像个上了发条的玩具，满屋子疯跑。黄维平跟在后面追上两步，就得扶着墙大口喘气，心脏咚咚咚地像要从嗓子眼跳出来。
钱的压力也接踵而至。老两口那点退休金，在“四脚吞金兽”面前，迅速见了底。现实，逼着这对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，走上了一条谁也想不到的路——直播带货。
一开始，只是想记录女儿的成长日常。没想到，“中国最高龄父母”这个标签，像磁铁一样吸来了巨大的流量。有流量，就能换钱。
他们咬着牙，把山东老家的院子，改造成了直播间。田新菊在镜头前教人做辅食，黄维平就笨拙地演示怎么给小婴儿抚触。
最拼的一次，黄维平一个人对着手机，从白天讲到深夜，连播了八个小时。下播的时候，他眼睛都直了，腿一软，差点跪在地上。
第二天，直接去医院输了三天液。他们有了五人小团队，带货品类也从中老年保健品，一路拓展到母婴用品。行情好的时候，月流水能冲到六位数。
可代价也同样惨痛。高强度的工作，让本就身体虚弱的田新菊累出了心脏病，再也干不了重活。从此，家里做饭洗衣、照顾女儿的重担，几乎全压在了黄维平一个人身上。
为了妻子的心脏，也为了自己那不争气的心血管，黄维平做了一个重大决定：离开干燥的山东，举家南迁。他们拖着大包小包，来到了气候湿润的南宁。
为了多给天赐挣钱，夫妻俩根本没有精力，也没有能力照顾和教育孩子，最终他们只能把女儿送进寄宿学校。
对黄维平来说，像是一场盛大又心酸的告别。他是在告别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的全能幻想，承认自己的衰老与无力。
他把女儿的生活学习全部都在学校，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很少，老两口生孩子的意义在哪里呢，女儿甚至不在身边陪伴。
女儿只有每个周末回家，都像个小大人一样，给他展示新学的英文单词，或者奶声奶气地纠正他的某个发音。那一刻，黄维平脸上会露出欣慰又落寞的复杂笑容。
欣慰的是，女儿正在变得比他想象中更优秀。落寞的是，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，他这个父亲，正不可避免地，从一个参与者，变成一个旁观者。
他把所有的时间都填满，直播、选品、谈合作，让自己忙到没空去想那些伤心事。他只有一个念头：趁着自己还能动，多挣一点，再多挣一点。
钱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实在的东西。有了钱，女儿的未来就多了一重保障。有了钱，他心里的愧疚，似乎也能减轻那么一丁点。
在南宁那间不大的出租屋里，冰箱门上贴着一张黄维平手写的特殊时刻表。上面没有直播安排，也没有工作计划，只有几行歪歪扭扭的字：
2028年，天赐上小学，我83岁。
2036年，天赐中考，我91岁。
2044年，天赐大学毕业，我99岁。
“能不能活到那天？”这个问题，像一口喘不上来的气，堵在他胸口。他无数个凌晨四点醒来的夜里，就是盯着天花板，一遍遍地想这个问题。
他喃喃自语，像在说服别人，又像在说服自己：“多挣一点，她以后就能少吃点苦……”那一刻，一个父亲的爱与尊严，在现实的重压下，显得如此卑微，如此脆弱。
上周，有人去看他们，正好撞见黄维平从学校接女儿放学。五岁的小天赐像只小鸟一样扑进他怀里，奶声奶气地喊着“爸爸”，老人笑得满脸褶子都舒展开了，像一朵被太阳晒透了的菊花。
当被问到后不后悔时，妻子田新菊摩挲着女儿的小辫子，轻声说：“累是真累，可听见她笑，骨头缝里都往外冒甜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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