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首尔妈妈加完班，冲进夜间托育中心，发现自己班里只有两名孩子。老师说夜晚名额从来没满过，大家宁愿让老人守着，也不想把孩子留给陌生人。她叹口气，签字接走孩子，回家继续准备第二天的汇报。
政府把夜间托育当作重点，还承诺假期照看服务“全年不打烊”。文件写得齐全，可中心里看得见的空位不少。保育员说，家长担心安全，也怕孩子吃不好睡不好，所以再忙也硬撑着。
现金奖励同样遇冷。孩子一出生，55万韩元就进账户，地方政府还往上加。但新手父母算完账，才知道这点钱连一周月嫂都请不起，更别说首尔动辄千万韩元的租金。
有人调侃这笔奖励像“进门券”。生育补贴刚到账，房东就把租金涨了，幼儿园周边的摄影店推出新套餐，家长的钱又出去了。补贴没变多余，生活却变得更贵，这一点让不少年轻人皱眉。
首尔工作节奏快，加班常态化。官方鼓励父亲请育婴假，甚至给公司设奖励，可在很多中小企业，一名员工休长假就可能导致其他人连轴转。旁人不好意思抱怨，只能更快敲键盘。
有男员工真去休六个月，回来发现项目组已经换人，职位也被调动。他说自己在家陪孩子时心里不安，担心落后，于是每天半夜查看工作群消息，连假期也不敢完全离线。
女性处境更复杂。法律允许产假加哺乳时间，公司伦理却暗中打分。一次小组晋升会议上，有主管直接问候选人“打算几年要二胎”。当事人笑着回答“暂时没有计划”，会后却告诉同事心里发凉。
韩国平均生育率跌破1已多年，联合国报告提到“急剧衰退”时，一些老人还觉得夸张。可小学入学人数连年减少，偏远地区学校合并越来越快，这些数据让乐观很难持续。
疫情结束后有短暂回升，被专家解释为“延迟效应”。婚礼补办潮一过，新生儿数字又掉头。统计部门公布季度数据的那天，总统在会议上声调罕见地抬高，说“时间不多了”。
年轻人常提的并非钱，而是“不确定”。租房合同三年一续，工作合同一年一签，育儿成本看不见尽头。有人表示，不想把孩子带进一个自己都站不稳的环境。
大学里出现“恋爱学分班”。老师演示如何分担家务、如何规划育儿预算。学生听课，完成作业，却说等真正就业后再考虑，因为“先把自己顾好比较现实”。
首尔市区内托育点密集，乡村则常常没有专业机构。为了进城，一对全罗北道夫妻辞职搬到京畿道，但新房更贵，通勤更远。孩子最终被父母接来帮忙照看，原本指望的公共服务用不上。
面对生育率下滑，政府尝试“十点上班”政策。父母可晚点到岗，但迟到不等于减量，工作量照旧。有员工笑说“十点打卡，十二点才真正忙起来，还是要把昨天的活补回来”。
有人提出每周四天半工作制。银行工会说可以缓解倦怠，还能提升生育意愿。可制造业老板直言做不到，机器停半天就是损失。两边各有难处，议案至今卡在讨论阶段。
消费文化同样影响决定。网络社区比拼“百天宴”、周岁抓周、亲子摄影。家长不想让孩子输在起点，预算不知不觉翻倍。有人说，孩子没出生，朋友圈的花费清单已经写了三页。
少数家庭选择到国外生活，理由是“环境轻松”。加拿大、新西兰这些移民目的地在韩国论坛里讨论热度高。有留言写道，在那边带娃成本不一定低，但生活节奏慢，心态更稳。
韩国政府不断开会，公布对策：补贴继续加码，托育点再扩容，宣传影片强调“生孩子也能享受生活”。然而街头咖啡馆里的二十多岁群体讨论的依旧是考试、房价、旅行。
政策方案一份接一份，新闻报道声音持续，高楼大屏循环播放招呼生育的标语。走在街上却更容易看到宠物推车，毛孩子的用品区比婴儿用品区热闹。商场导购说，狗狗床垫销量增长最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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